先秦时期，儒家和诸子地位平等，为百家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成为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乃至封建帝王统治百姓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为适应自己的需要，逐步将其发展为强调大一统、君臣父子、华夷之辨的理论。大一统，即社会应在大一统中存在，多元社会应是大一统下的多元社会。君臣父子，即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华夷之辨，即以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
到了宋代，儒家思想更加入了程朱理学。理学强调天人合一，君权、父权、夫权是天授的，不容违抗；专讲内省修身，极少或根本不谈外王的事功；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已经严重地背离了以前的儒学。早期儒家讲究内外兼修，圣王并重，文武合一；承认正常情欲的合理性。至于君臣、父子关系，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孔子曾说过，齐桓公鼎盛之时当取周王而代之。程朱理学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接受，取得了官方地位，对后来的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如果说宋之前的儒家思想还是健康的，那么宋以后的儒学则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巨大枷锁。
滑稽的是，被后人尊为大圣的孔丘，在当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孔子被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整整七天没有饭吃。到了卫国，人们讨厌他，铲掉他走过的足迹。到了曹国，与弟子围坐在大树下习礼，人们把大树砍倒。孔子到郑国，和弟子走散了。子贡到处打听，有人告诉他：“东城门外站着个人，长得奇形怪状，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并将那个人的话告诉了他。孔子笑道：“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太对了！太对了！”
如果说孔子像丧家之犬是个笑话，那么后来的儒家弟子（尤其自宋代以后）就真的狗性十足了。
宋朝的岳飞就是儒家礼教的最大祭品之一。岳飞是南宋的抗金名将。他不仅长于治军，更善于谋略、能征善战。岳飞一生以抗金、收复失地为己任。他戎马一生，大小凡一百二十余战，未尝一败。在“转战南北”、“收复六州”、“反攻中原”中立下赫赫战功。岳飞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使金人闻风丧胆，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称。如此一个英雄好汉，可惜未能精通儒家之道。岳飞不懂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动不动就撂挑子，以至屡抗圣命、得罪同僚。
皇帝心目中的满意之武臣，应如一条大狼狗，对外能咬人、对内听主命。岳飞却常常直言抗上。皇帝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来个解甲归田。即便在关乎国家命运转折之重要时刻，也会擅自弃军而去。皇帝和同僚要与金人媾和，他却公然与大家唱反调，坚持抗金到底，还叹什么“弦断有谁听”。最终导致主子无法忍受，用十二道金牌将其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岳飞没能成为儒家的一条忠实走狗，终为主子召回烹之。这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其主子不是宋高宗，换成其他皇帝，其结果也会如此。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看准了儒教能把人变成狗，并使其狗性深入骨髓。因此，历朝历代多奉儒教为国教，尽管偶尔也渗透些佛教和道教。掌握了儒家思想，小能安身立命，大能安邦定国。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开疆扩土。元世主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终于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帝国。
其人口只有一百万左右，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其疆土包括俄罗斯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直逼奥地利的维也纳，南面直达越南的北部。然而，其统治者不懂儒家思想，更没学会儒家的御人之术，以至打下了天下而不能治理天下。蒙古人统治中国仅九十年就为明朝所取代。
满人和蒙古人不同，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接受了汉族的儒家文化。努尔哈赤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和有效地管理国家，非常注意培养和造就文化人才。明代女真族，识字学者尚很少。努尔哈赤起兵二十余年后，他的诸贝勒、大 臣及其子弟，仍把读书作为一件极苦的事看待。然而，努尔哈赤远见卓识，认为“读书，诚大有作用”。所谓读书，是指读汉书，学习汉人的先进文化。据载，在创制满文之前，努尔哈赤一度派女真人日泰，“潜入中国习书”，同时“兼习蒙古字”，时及“二年而出”。然后，“制满洲字若干”。努尔哈赤甚至创办了一所汉文学堂，请浙江龚正陆教自己的子侄识字读文。
满人入关后，皇室更加注重研习汉学，尊重儒学文化，加快汉化。他们既想吸收儒家的精华，又要保留满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清代，中国社会的儒家化实际上达到了最高峰。在将自己表现为儒家君主的典范方面，清代的帝王要胜过明朝。圣主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他曾定制，皇家子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康熙亲自为他们选定师傅，起初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
满清皇帝们机智灵活而有意识地将儒学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象征性控制的机制。正是借助于这个机制，他们成功地化解了满人和汉人的民族矛盾，使汉人最终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满清统治者。本来孟子就曾说过，只要老百姓过得好，君主的出处不是个问题。既然满清皇帝有“诚意”，愿意让汉人做官、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汉人也就承认了来自外族的君主。事实上，不少汉人成了满清朝廷的中流砥柱，他们对国家所起的作用比满人大臣还要大。正是利用了儒教这个法宝，满清皇帝成功地把无论人数还是文化都远在满人之上的汉人由随时都威胁自己政权的外狼驯服成了忠实于自己的家犬。在以后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正是这些精良的家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汉治汉，是清朝皇帝的高明之处；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归功于他们融会贯通了儒家文化。
借助儒家思想，清朝统治中国长达三百年之久，也扼杀了明朝末年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延长了三百年。
从历朝历代的兴衰，尤其是满清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三百年的事实，儒家思想的巨大威力及其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梁启超曾指出：“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儒家思想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
儒家思想的魔力之大，使得任何一个外族的文化想要影响中国人都非常的困难。满人的彻底汉化便是一个明证。二十世纪初期，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 的高潮“五四运动”。他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儒学被打倒了吗？我们又从西方学到了什么？儒学还是儒学，因为儒家思想已经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无法清除。如果说确实从西方文化学到了些东西，那也只是形式上的。有句笑谈说得好：中国人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三点：男人留短发，女人不缠足；外衣变短了，也穿内衣了；一夫一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