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与《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与资料。
哲学思想——春秋时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子，既有留恋旧秩序的一面，也有向往新事物的一面。他的思想充满着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是春秋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这个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面貌。
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传统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观，有时把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和人格神。《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雍也》记载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当冉伯牛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说：“亡也,命矣夫。”当公伯寮干扰他的政治活动时,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安排，放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据《述而》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
孔子很看重祭祀，但不主张乱行祭祀，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鲁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者说是河伯作祟,大夫请行郊祭，昭王说：“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便不祭。孔子认为“楚昭王知矣”。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知识论——孔子就知识的来源和对待知识的态度，将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矣；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虽设想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却又说：“圣人,吾不得而思之矣。”他虽然宣称“天生德于予”,然而却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他那里“生而知之者”是虚设的，“困而不学者”不屑于一顾，关于获取知识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中等人说的。孔子十分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他认为不学习，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将流于“六蔽”。因此他一生学而不倦，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多闻”、“多见”，同时对见闻加以去伪存真，就可以在言行上少犯错误。这里接触到了认识的客观来源问题。
孔子还讨论了学和思的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必继之以思，思必依据于学。他反对只思不学，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反对学而不思，提倡“九思”。他认为,学到的知识必须经过思考，融会贯通,形成一个贯穿所有知识的总原则。然后从这个总原则出发，经过推演，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在他的弟子中，颜渊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因此得到了他的赞许。
孔子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君子学习的目的应是为了从政和道德践履。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即使把诗三百篇全都背下来，在政治上无所成就，在外交活动中用不上,也是白学。他还说：“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主张“徙”义，把了解到的道理用于道德实践，反对那种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
仁与礼的学说 礼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夏、商、周三代奴隶主阶级以礼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和思想。周礼因革于夏礼和殷礼，最为完备。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更是赞叹不止，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自也有所损益。如《子罕》记载孔子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孔子的“正名”，是一个关于“名”与“实”的哲学问题，其社会作用在于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春秋时，出现了臣杀君、子杀父、少陵长、庶废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这种现象，反映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政权对周礼束缚的反抗。前者表现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腐败，后者则代表一种历史前进的趋势。孔子对于破坏周礼的行为一概加以谴责，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对此极为愤慨，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仁” 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 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国大夫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但这里的仁还没有作为哲学概念。孔子则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的仁，包含着爱惜劳动者的观点。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再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对“五者”作了解释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把对众人宽，对被使人惠也包括于“仁”中。
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实行宽惠，也就是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即使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前种方法既可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又可让人民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后种方法只能促使人民为避免刑罚而不去犯罪。
为了实行德政，孔子提出 “举贤才” 的政治主张。据《论语》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把民意也列入了考虑之列。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德政和举贤才主张，就其根本来说，起着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也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仁的思想包含着对劳动者的爱惜，表现出把劳动者当人看待的观点，这是顺应了奴隶解放的时代潮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中庸之道——孔子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具有“凡民有丧，匐匍以救之”的精神。中庸是他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又谓之“中行”、“中道”。这种立身行事的原则要求人在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论语》有这样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他看来,“过”和“不及”都不好，都偏离中道。
孔子力求使人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为此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加以促进。据《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路、冉有都曾问孔子:听到应当作的善行可以立即行动吗？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答覆冉有则说：“闻斯行之”。弟子公西华对孔子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承认一般人很难作到中庸，因此他同意在中道“不可必得”的情况下，则“思其次”，他称此为“狂狷”，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对勇于进取的“狂”和退而洁身的“狷”都给予一定的肯定，而最厌恶的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称这种行为为“乡原”，认为“乡原，德之贼也”。
（马振铎 李曦）
伦理思想——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仁的含义是“爱人”，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道德根源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信仰天命论,认为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规定的,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受后天条件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强调 “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强调发挥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的自觉能动作用，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一论述包含了道德修养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必然到自由循序发展过程的思想。他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仁人”。
孔子的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瑛）
美学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不论是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他认为要使社会得到合理的、和谐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实行“仁”的原则。而“仁”是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它是每一个人内在具有的心理要求，也是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认为要使“仁”的原则得到实现，最重要的是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而文艺就是唤起这种要求、促使人们自觉行“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并把诗的社会功能明确概括为“兴”、“观”、“群”、“怨”四个方面。在中国美学史上，他第一次指出了文艺的重大社会作用，开始把文艺同原始的巫术、祭祀、典礼区分开来。他认为文艺的特殊作用在于感发、陶冶人们的伦理道德感情，使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原则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不但要“知之”、“好之”，而且要“乐之”，即以实行“仁”为最大的愉快和满足。这样，孔子便把道德上的善融合到了审美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同审美境界合一的，道德境界只有与审美境界融为一体才算得到了最后的完成。这是孔子美学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孔子对诉之于人们感官的声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义的态度，但他认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伦理道德的善完满地统一起来，做到既“尽美”又“尽善”，才算达到了最高的理想：他认为，同美相对来说，善是更根本、更重要的,但他不否认美所特有的价值,并明确地反对只要“质”不要“文”、只要善不要美的观点，避免和克服了使美善互相分裂和对立的片面性。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孔子要求美和文艺必须绝对服从于“礼”，而且把审美与文艺的作用最后归结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以狭隘功利为目的的思想，是孔子美学思想的弱点。但在孔子那里，这个弱点还不占主导地位，到了后世汉儒，特别是宋儒的思想中，这个弱点被突出地发展起来，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刘纲纪）
逻辑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它所提出的正名主张虽然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伦理方面的名分等级制度，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对逻辑正名的初步意识。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名和言的关系，认为言有赖于名，名不正，言就不能顺，正名是言论合理的前提和条件。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包含了名实必须一致，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的逻辑思想。
孔子还从正名的需要出发，强调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认为由过去的已知可以推论今后的未知。他根据同类可以相推的原则，提出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闻一以知十”等著名的类推教学方法，认为事物都可以归属于一定的类，从某类中的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质，可以推知该类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性质。
（周云之）
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传说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教育经验的总结。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都可以做他的学生。他的这一主张，使很多过去根本无权受教育的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贱人”、“鄙家”。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干禄”。他把“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排斥在教学之外。樊迟请“学稼”、“学圃”遭到他的痛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学也，禄在其中”的主张，为一些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提供从政机会，在一定限度内实施了他的举贤才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鄙视生产知识和轻视体力劳动的态度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良影响。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治学先要立人，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言教的同时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生勤奋刻苦，常常忘食、忘忧。
历史地位——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他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虽然保留着传统的天命观念，但总起来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仅仅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汉代之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一国家业已建立，封建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适合封建社会又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有一些学者对孔子持批评态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理论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地发展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使其变成了束缚人民思想的绳索。“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对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也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在内，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关于孔子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纠缠在一起,更显复杂,仅主张周秦之际封建论的对于孔子思想阶级属性的看法就有四说：①代表贵族奴隶主阶级利益;②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③代表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④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孔子的哲学属性问题，也有四说：①孔子是无神论者，其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②孔子思想兼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成分；③孔子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④孔子继承了殷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观念，是唯心主义者。
